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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中国劳动力转型及其影响  

2012-12-16 13:25: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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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0日,凤凰卫视记者汪婧对我就“中国劳动力转型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采访的部分内容已在凤凰卫视2012年12月14日财经正前方“中国工人何处去”播出(链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cjzqf/  见本人博客的节目视频栏目)。下面是笔者对相关提问的回答与阐述的整理稿。

 

汪: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月一篇名叫“中国年轻人不愿进世界工厂”的专题报道提到,现在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不愿意进世界工厂组装零件,他们的职业志向在发生改变。有经济学家预测到2017年工人缺口将达到1800万,您认为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实际上这一现象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一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发生变化,已从过去的绝对过剩,转变到现在的相对过剩、进而相对短缺的状态,实践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是过剩与短缺并存,这是产业结构演变与就业结构演变的不协调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应。二是就业者不愿干与不适应干并存,反映了劳动力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的不一致。三是区域就业收入差距的缩小或缩小的预期以及中国百姓温饱和基本社保问题的解决,使得当代中国年轻人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

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已从绝对过剩转向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阶段。至于到2017年中国是否会缺口1700万工人,则取决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区域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我的担心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短缺,而是中国目前人力资本状况有可能不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而有可能面临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和失业率提高的问题与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改善取决于教育,因而短期内难以产生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难以久拖,因此,我所说的上述担心和风险是存在的。

短期内,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主要会体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会减少,总劳动力数量,或者说总的劳动力存量,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从结构角度讲,80后的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将会替代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层次会有所提高,但基本上也就是初高中的层次,不过,他们的人生愿景和期望会比他们的父辈们高很多,而他们(包括不少大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或者说对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恐怕并不比他们的父辈们要强,因此,他们在就业选择方面和社会融入方面,也许会面临不少困惑和纠结。

如果这样的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是成立的,那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会有三个方面:

一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但工业转型未必要走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子,而是走产业链的两头延伸,走出世界工厂在中国的“微笑曲线”。二会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进城,并推动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经济与就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三会改变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中国政府对中西部地区持续的支持政策,中西部地区经济预期会有个较快的发展,这一态势这几年实际上已经显现。

汪: 在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恰恰出现了减速。企业主的财务压力也一直在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许多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就是把工厂迁移到中国内地城市甚至是东南亚。其实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工厂都在不同国家之间迁移,从英国到美国到日本到中国沿海等等。中国沿海的工厂内迁是否也顺应了这种经济发展规律?

黄:中国沿海的工厂的内迁与外迁现象,也符合区域发展比较优势条件下产业在空间的梯度转移规律。现在的问题,一是能否延缓这种转移进程,这实际是有可能的。二是如果转移,能否转至中国内地,而不是国外,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政策措施的跟进。

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前工人走出农村到沿海城市打工,工厂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曾经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背井离乡似乎更容易被管理。现在迁移到内地之后,许多人可以说是在家门口工作,他们会有一种“我是本地人的心态”,也会争取自己的住房、医疗、孩子教育等等保障。我们怎样解释这一种现象?

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这表明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就业经历,对自己的权利意识增强了。其次,表明中国政府在解决居民社会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作用较大,地方化色彩明显。第三,地方政府在解决居民社会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确实存在差异性,也就是说,比较重视本地户籍人口,轻视外地户籍人口。

汪:中国解放后的两个三十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工人”这个词的内涵以及所代表的人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代工人在从前中国的生产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黄: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人称为第一代工人,那么,他们在那时的生产经济活动中扮演的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的主体,主人翁、甚至于是主导的角色,工人在那时是领导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是较高的。

汪:有人说第一代工人和第二代工人(70、80、90后农民工)的区别是第二代工人被商品化了,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黄:我既同意、又不同意这一观点。说同意是因为第二代工人的生存环境不是计划经济环境,而是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也包括了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市场交换,从这一意义上讲,工人确实是被商品化了。为什么又不同意这一观点呢?因为说工人被商品化,有把劳动力或人这一生产力的载体被物化的感觉,而事实上,人是有思想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他超越了商品化这一概念。

汪: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意味着减少农民,一般制造业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都完成了城市化。中国从1978年算起,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但是社保、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有户籍农民有9.4亿,比三十年前还多出2亿多,这是为什么?

黄: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中国建国63年来的两种工业化模式以及城市化的模式有关。历史欠账多。二是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有关,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原因。三是与近30多年来的中国增长方式粗放有关。是增长与发展的不协调。

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是降低对投资的依赖,转而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外来务工人员转成市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费市场。您认为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一些什么样的配合?

黄: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比重来增加消费需求。二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通过加快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市民化进程来拉动消费需求。三是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通过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带动区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区域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拉动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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